红山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源头

红山先民创造了具有礼制雏形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和独具特色的玉器,证明红山文化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文明之路,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源头。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地域性文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月15日,2022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召开。专家们认为,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红山文化研究将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北方模式”。

“红山文化是距今5000~6500年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新时代时期晚期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赤峰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孙永刚介绍:“在考古界普遍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时,红山文化只被当作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的‘混合文化’,但是,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学者也开始将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中华文明发源的性质。”

据孙永刚介绍,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1983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红山文化文物,其中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第16地点中心大墓进行了最后发掘,发掘面积1575平方米,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6座,出土了大型玉人、玉凤等珍贵文物470余件。

红山文化墓葬的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牛河梁的1号冢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之一,在其丰富的随葬品中,竟然没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的陶器。根据红山文化已发现的墓葬及随葬品,可以得出红山文化具有“惟玉为葬”特征的结论。同时,如果把出土的一些玉器同《周礼》中记载的六种玉礼器“璧、琮、圭、璋、琥、璜”相比较,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的雏形。“惟玉为葬”的实质乃是“惟玉为礼”。玉器是红山文化的精髓,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赤峰市境内现存红山文化时期遗址725处,是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最密集、最集中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红山区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经科学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共清理房址110余座,对于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年代具有重要作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并复原了一尊红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头部戴冠,神态逼真,表情丰富,在全国同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祖神”。

“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孙永刚对记者说,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房址和灰坑内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鱼骨,是当时人们从事渔猎活动的实证。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发现了人工栽培作物遗存,经鉴定有黍和粟两个品种,证明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前开始形成,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从古环境资料看,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结束干凉阶段,气候转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

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行业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公里,统一规划,布局有序,建筑宏伟,坛、庙、冢规整有序,主次分明,是红山文化晚期建筑业最高成就的体现。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考古学家冯时认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两倍,也就是说外衡周是内衡周的两倍,说明冬至时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的两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的记述颇为一致。天文学知识的日渐积累,对于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山社会意义深远。天文学研究成果为揭示遗址蕴含的多重功能提供了新视点。

记者看到草帽山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和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双目嵌玉片陶塑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五官端正,神态逼真。猪首龙、龟、鱼、鸟、鸮等动物造型的玉器雕琢精练,动物体态准确,尽显了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艺水准,成为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类。

“作为主要艺术成就之一的彩陶,在红山文化早期晚段开始出现,至中、晚期发展成熟。彩陶纹样全部为抽象的几何形图案,既有单一母题纹样,也有复合纹样,在日用陶器和祭祀用陶器上均被广泛应用。”孙永刚说,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密切交流,使红山文化陶器群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彩陶与压印之字纹陶共存,彻底改变了本地区延续已久的压印压划纹饰夹砂陶所占的一统局面。

红山文化起于多元、源于本土、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各民族通过迁徙、杂居、通婚等不同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培育了伟大的精神,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重要一元,其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源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在红山文化时期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革,红山文明逐步形成。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中国的地理核心,圈内所有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的文明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孙永刚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史前各区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在创造了这些文化和文明的族群共同体的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的,二者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长期从事新石器时古教学与研究、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国的史前文化又是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红山文化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种种迹象表明其晚期阶段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步入初级文明社会,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为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红山文化的诸多因素融入了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同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区文化汇聚在一起,奠定了日后几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稳步发展的坚实根基。“红山文化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并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体系之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孙永刚说。